谈到某个治理难题，提升相关部门的执法权力几乎成了“万金油式”的应对之道，但对增加的权力该如何被关进笼子，以保障扩大的权力完全服膺于治理的需求，却往往被忽视。 

　　近三年，广东省各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15宗重大环保系统受贿个案及窝案，究竟环保部门哪些工作环节易滋生“权力寻租”呢？从这15宗案件中看到，行贿动机多与获取排污许可证等审批手续有关，行贿金额总数最高可至数十万元。(7月27日《南方都市报》)
 
　　早在2009年，就有媒体专题报道指出，“随着近年来环保部门地位提升，权力凸显，环保系统已成为腐败案件易发多发的新领域，特别是环境影响评价领域，已成为违纪违法案件易发多发的‘高危地带’”。正如报道所示，无论是在环评还是在行政处罚上，乃至项目审批上，环保部门都享有着可被用来寻租的权力，其对应的显然是未被严格约束的部门自由裁量权——封闭化的环评程序，模糊化的处理与惩戒标准，等等。
 
　　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过大的另一端，往往是公众监督权利的式微。当环保的监督，标准，环评都被集中于缺乏外部参与的环保部门手中，民众在监督上困难重重，举报上有心无力，环评上民意难入，如此封闭化的环保权力配置状态，所制造的寻租空间就可见一斑。加上信息公开机制未能落实，民众在环保事务上缺乏必要的参与渠道，诉求难以上达，事后监督上的尴尬，也会大大降低环保腐败的“东窗事发”风险。
 　　
　　环保腐败发生率的提升与环保部门扩权的步伐几乎同步出现，其背后所凸显的某种治理悖论，更需被正视。面对严峻的环保形势，加大环保部门的执法权限和执法规格，这并无问题。但扩权的同时，如果不能辅以精细化的权力约束规则，则很可能背道而驰。事实上，类似的治理思路并不新鲜，往往谈到某个治理难题，提升相关部门的执法权力几乎成了“万金油式”的应对之道，但对增加的权力该如何被关进笼子，以保障扩大的权力完全服膺于治理的需求，却往往被忽视。
 
　　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来，扩权的步伐往往先于法律法规的修订，使得一部分权力处于真空之中；二来，过度迷恋增加部门权力来提升治理效率，这种方式要想见效所需具备的前提是，增加的权力是被制衡的。就拿环保治理来说，它固然需要提升环保部门的执法威严与规格，但之于环保，公众的参与权利的保障，并以此来监督环保部门的权力，更不可少。
 
　　在公众监督意识与意愿勃兴的年代，任何领域的治理，如果只注重部门扩权，而将公民的权利保障弃之不顾，不过是对于传统单向度的以权力为唯一驱动的治理模式的抱残守缺，已被证明越来越难以抵达良善的治理。环保领域的腐败再次道出这样的常识。事实上，就一些环保治理成功国家的案例来看，环境治理的改善无不是伴随着民众环保权利的提升，可以说，民众的环保权利指数才更应该被视为是环境治理发力的标志。相关环保法律的修订与环保权力的配置，都不应该忽视这样的治理视角。否则，增加的权力不仅无益于治理效果的增加，反倒成为寻租的工具。(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