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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月10日确认，2024年成为自185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多项关键气候指标破纪录。图为2024年6月24日，在美国堪萨斯城，一名儿童在一处体育场的喷雾降温装置前享受清凉。新华社发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次和强度显著增加。《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中，《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努力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迎时代挑战携手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等著作，对于我国自然灾害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和共建清洁美丽世界都有重要论述。
气候变化放大自然灾害风险，需强化提升综合防范能力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发表声明，称“全球变暖的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沸腾的时代已然到来”。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指出，2023年和2024年连续2年的全球平均气温都打破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纪录。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曾表示，极端天气事件已经成为常态。这意味着更严重的极端高温和暴雨洪水等灾害天气，会更频繁地发生，影响甚至威胁到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慕尼黑再保险集团发布的《2025年上半年自然灾害损失报告》显示，2025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总损失约1310亿美元，总损失显著高于过去10年及30年的平均值。从灾因来看，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占总损失的88%。
当前，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气候变化已经对生态系统、人类、居住地和基础设施造成广泛而普遍的影响，未来将出现新型、复杂型的风险，其在各行业、各地区的传导加大了应对的难度。而不同地区的风险等级又取决于温升水平、脆弱性、暴露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的适应措施。《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5）》指出，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增暖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趋多、趋强。蓝皮书显示，1961年至2024年，我国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登陆我国台风的平均强度波动增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气候风险指数明显偏高，2024年我国气候风险指数为1961年以来最高。
同自然灾害抗争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在《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不断探索，确立了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工作方针，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得到全面提升。要总结经验，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
低碳韧性发展是防范气候风险的综合解决方案
气候变化风险的大小，取决于气候系统的物理变化与暴露于气候影响的脆弱人群和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针对气候变化挑战，国际社会意识到“风险内生于发展的过程”，气候系统、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以及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先后提出“转型适应”“气候韧性路径”“气候韧性发展”等新概念、新理念，其核心议题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选择支持所有人的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复杂性要求全世界迅速采取行动。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协调减缓行动，而气候适应被看作是一个地方性问题，是只有脆弱国家和社区才面临的挑战。因而，减缓在国际气候行动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作为次要追求目标的气候适应常常被忽视。减缓行动“自上而下”的政策路径与适应“自下而上”的行动特点，决定了协同行动不可能自动发生，只有通过制度设计才能实现。
低碳韧性发展是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一种综合性气候行动计划和决策方法，要求适应与减缓行动相结合，从而改善自然和人类的福祉，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一方面通过加速减排来减缓气候变化，另一方面通过韧性措施来适应气候变化，从而实现社会发展与碳排放的相互适应。从被动气候风险应对到低碳韧性发展，不仅需要理念的转变，更需要通过治理、资金、知识和能力、技术和催化条件来实现，即在技术、制度、社会和环境等方面实现途径创新。
气候变化、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之间相互作用产生复合型、级联性风险，一些不利影响已超出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但目前采取的适应措施与应对长期风险所需的行动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研究认为，适应干预有可能带来多重有形和无形的“红利”，降低和避免气候灾难造成的经济和非经济损失。增强韧性是具有高成本效益的有力“武器”。对于中国来说，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不仅需要“双碳”引领，更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增强转型发展的韧性。
城市及基础设施是低碳韧性发展的关键所在
城市作为人口和产业的集聚地，是经济增长源泉，70%左右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也来自城市。同时城市也面临复合式气候风险。因此，城市既是问题来源，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今后一个时期新型城镇化锚定了生态坐标，明确了韧性建设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的基础保障作用。
提高城市低碳韧性是指在气候变化背景下，面对暴雨、高温、严寒等极端天气事件，城市要具有有效预测、预警、应对并从中恢复的综合能力，将低碳韧性建设要求落实到城市规划和法律法规体系、城市更新改造中，从规划上加强顶层设计和引领，完善韧性城市规划指标体系。我国城市发展从快速扩张向更新、改造、升级转变的过程中，应当正视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的风险和我国韧性城市建设相对不足等问题，提升城市基础设施韧性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中指出，城市工作要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城市建设要以自然为美，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使城市内部的水系、绿地同城市外围的河湖、森林、耕地形成完整的生态网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加强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和老旧管线改造升级，深化城市安全韧性提升行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韧性城市的意见》指出，要“持续提升城市设施韧性、管理韧性、空间韧性，推动城市安全发展”。
基础设施作为城市韧性的重要支撑，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工程韧性，即基础设施自身受灾害冲击的影响，能够吸收、回弹、适应风险灾害的冲击；另一方面是系统韧性，基础设施作为维系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骨骼，可支撑城市整体的系统韧性。协同推进城市气候风险应对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把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纳入城市更新和韧性城市建设之中，增强城市复合生态系统整体的抗风险、自控制和自适应能力，进而支撑更广泛的社会韧性和经济韧性。
为建立公平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贡献力量
全球气候治理何去何从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不会放缓，促进国际合作的努力不会减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不会停歇。
中国已经对外作出了“双碳”承诺，并建立了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中国“双碳”目标并非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饱和式自然减碳，而是探索生态保护中发展的政策驱动式减碳，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探索。“双碳”目标是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路径，为高质量发展和全面绿色转型注入绿色发展新动能。中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必须有创新性思维，把握全球碳中和竞争趋势，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潮流下，加快催生新能源新质生产力，赋能整体经济的优化升级，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众力并，则万钧不足举也。气候变化带给人类的挑战是现实的、严峻的、长远的。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中指出的，“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的未来，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未来，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为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实现更高水平全球可持续发展、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作出贡献”。
著有《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指出，人类目前所有的世界观和基本假设、理念、实践、政策都是基于“人类应该主宰自然”这一西方文明思想，也正是这样的想法带来人类文明的进步，同时也把人类带到生物大灭绝的边缘。随着韧性时代和生态文明的到来，中国正在改变历史的走向。世界资源研究所总裁阿尼·达斯古普塔指出，中国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中，实现了人、自然和气候这三个相互关联目标的结合，其理念和行动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防止气候变化方面展现出了强大的领导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底层逻辑，提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就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清洁美丽世界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彰显了中国特色、战略眼光和世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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